徽商又稱新安商人、徽州商人成“徽幫”，它是舊徽州府籍（歙縣、休寧縣、婺源縣、祁門縣、黟縣、績溪縣）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。徽人經商，源遠流長，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，以后代有發(fā)展，明成化、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。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、嘉慶時期，徽商經營達到極盛。從清道光、咸豐時期至清末民初，徽商漸趨衰落。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，徽商曾活躍于大江南北、黃河兩岸，以至日本、暹羅、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。其商業(yè)資本之巨，從賈人數之眾、活動區(qū)域之廣、經營行業(yè)之多、經營能力之強，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，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。徽州素稱“東南鄒魯”，生于斯、長于斯的徽商，一個顯明的特點是“賈而好儒”，“賈儒結合”?；丈痰谋举|是儒商?；丈萄芯渴腔罩菸幕芯恐械牟恍嗾n題，一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。

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，其商業(yè)資本之巨，活動范圍之廣，經商能力之強，從業(yè)人數之多，在商界首屈一指?；丈滩粌H以自己的杰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余年事業(yè)的輝煌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(fā)展史上的一大奇跡。

徽人經商，源遠流長，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
1.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(huán)境壓力，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徽州一村婦所說的：“吾郡在山谷，即富者無可耕之田，不賈何待”；

2.豐富的物產、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；

3.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地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。而其三者，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。

當然，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，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，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。

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。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"讀書好，營商好，效好便好；創(chuàng)業(yè)難，守成難，知難不難"，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?；丈藤Z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，即不少商人致富后，或棄賈業(yè)儒，或棄賈就仕，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。

那么，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：

1.徽商所在地區(qū)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(qū)；

2.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“儒”為外衣來包裝自己。

植根于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，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，他們在商業(yè)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(guī)范自己的經營活動，講究義利之道，見利思義，以義取得利，講究誠信商德，不欺妄奸詐，貨真價實。他們善于把握商機，權衡大道，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。他們大多在致富后重視文化建設，捐資興學，刻書藏書，修方志，邀講學，培養(yǎng)子弟讀書入仕，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，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，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杰出人才。自明清以來，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(chuàng)造了輝煌業(yè)績--商業(yè)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，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，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。

對于中國的經濟發(fā)展，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。但是，“儒商”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，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，它對于我們今天發(fā)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，仍有重要的啟發(fā)和借鑒意義。

世紀之交，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有利于加快現代化步伐。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，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、經濟公平、平等競爭。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，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，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，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，采用了不正當的發(fā)財之道。近年來假冒、偽劣、坑蒙欺詐、非法牟利常有出現。對此我們一方面需加強法治建設，另一方面加強道德教育，重視商業(yè)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。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，把實踐儒學道德規(guī)范作為商業(yè)理性的自覺追求，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，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。